最好的孝顺：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我们有着众多传统美德。

其中，孝道无疑是百善之首。

但与我们理解的不同。

在古代，孝道不仅要求儿女对父母充满敬爱与关心。

更强调了一种近乎无条件的顺从。

中国现代文学“毒舌”先锋鲁迅先生，就曾对古人口中的传统孝道产生过强烈的鄙视与反感。

而这种绝望情绪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他小时候阅读过的一本图画书：《二十四孝图》。

这本图册，描绘了二十四个孝子对父母尽孝的故事。

当然，里面的一小部分，还是能窥见传统孝道中的一抹温馨，比如：

母亲生病时，亲尝汤药的汉文帝；

从百里之外，把米背回家送给父母的仲由；

悄悄把橘子藏在怀里，准备带回家给母亲吃的小陆绩等等。

相比之下，有些小故事就玄幻得多了。

比如广为人知的《卖身葬父》。

故事发生在汉朝，董永家境贫寒，父亲去世后为筹措丧事费用，他不得不向地主借钱，并因此卖身为奴，承担繁重的劳役。

某日，董永在路上邂逅了一位流离失所的美丽女子，她主动提出愿意成为董永的妻子。

婚后，这位女子仅一个月内就织出了三百匹锦缎，帮助董永偿还债务，恢复自由之身。

原来，她是天上的仙女。

被董永的孝心所感动，特地下凡来助他一臂之力。

 “卖身葬父”的情节不仅在众多文学作品中有所描绘，也是当时真实发生的社会现象。

除了古人认为未能举丧礼“入土”的亲人会变为孤魂野鬼外，还有法律的严格束缚。

《唐律疏议》中明确指出：

若闻父母丧而不举哀，私自埋葬者，将受到流放二千里的惩罚。

因此，在孝道至上的古代社会，即便是再贫穷的人，也无法接受“随便挖个坑埋了”这种简陋的安葬方式。

即便穷困潦倒，他们也会竭尽所能。

甚至不惜“卖身葬父”。

而这种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穷人们谋求生存的一种无奈之举。

“卖身”的人不在少数，但是仙女，应该只有董永一个人碰到了。

再比如大名鼎鼎的《卧冰求鲤》。

晋朝王祥的继母对他十分不好，多次在王祥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导致王祥与父亲产生嫌隙。

尽管如此，王祥依然对继母十分孝顺。

有一次，继母患病，想吃活鲤鱼。

时值天寒地冻，河面结冰，无法捕鱼。

为了满足继母的心愿，王祥解开衣服，赤身卧在冰上，用自己的体温融化冰层。

过了许久，冰层果然自行裂开了，两条鲤鱼从水中跃出。

王祥眼疾手快，一把抓住鲤鱼，带回家中为继母做了美味的鱼汤。继母食后，果然病愈。

父母“憎恨”子女，而子女仍然一心一意为父母奉献的故事，在图册里不在少数。

清代《弟子规》里有一句话：

“亲憎我，孝方贤。”

就是说亲人讨厌我，我还能孝敬他们，这才是贤能之辈。

话虽不错，但是为了当贤能之辈，大冬天学着王祥去卧冰。

最可能的不是得到鲤鱼，而是投胎变成鲤鱼吧？

如果说前面的“孝”还只是自我牺牲，那么下面这篇《郭巨埋儿》就是极端且残忍的故事了。

主角郭巨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

他自己不仅不要财产，还完全承担了母亲的供养权。

他爱护兄弟，且对母亲孝顺到了极点。

后来家境逐渐贫穷起来，这时妻子怀孕，产下一个男孩。

按常理古代能得子都很开心，郭巨要更努力工作延续香火才对。

但他不是“凡人”，他担心的是养这个孩子会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

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

而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面写有“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夫妻很开心，得到黄金后，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

配图看着相当温馨，仿佛穷人夫妻合力在地里劳作。

但惊出一身冷汗的十点君，只想替图中的孩子说一句：

“你这辈子最该孝顺的是老天爷了。”

可是，如此离谱的故事在当时不仅被视为孝道的典范，而且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和传颂。

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汉武帝的执政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汉朝之前，国家的公务员职位主要是通过世卿世禄、军功授爵、官员推荐以及皇帝任命等方式获得的。

这样的选拔机制导致官职往往被少数贵族家族所垄断，公务员队伍缺乏新鲜血液，素质也参差不齐。

这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无疑是不利的。

往前看，秦朝推行法家思想，实施严刑峻法，虽然一度强盛，但最终却导致了社会动荡和灭亡。

为了避免重蹈秦朝的覆辙，汉朝建立后，急需选择一套适合自己的治国标准。

公元前134年，西汉哲学家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一政策的提出，不仅为汉朝的治国理念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儒家思想注重道德教化，强调“仁爱” “礼义”，与当下的治国需求不谋而合。

通过道德教化可以引导人们向善，良好的社会风气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犯罪率，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有力保障。

此外，儒家思想还主张“德治” “仁政”。

汉代帝王通过实施仁政、关爱百姓，可以增强统治者的权威和合法性，从而赢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举孝廉制度”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成汉朝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

这一制度的出现，无疑为那些孝顺父母、廉洁奉公的底层人才提供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使他们得以进入官场，为国家效力。

三国中的枭雄曹操，便是通过被举为孝廉而踏上仕途的。

然而，当制度成为晋升官场的敲门砖时，人性的弱点便开始逐渐暴露出来。

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人不惜编造极端的故事来宣传自己的“孝顺”。

这些故事往往过分强调“顺”，而忽略了真正的“孝”。

导致孝道的本质被扭曲和误解。

在远古文明时期，农业文明的蓬勃发展曾极大地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

然而，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下，人口的流动性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

这直接导致了人际关系的紧张和资源分配问题的凸显。

为了调和这些日益尖锐的矛盾，人们迫切需要一套明确的规则来指导行为。

于是，伦理道德应运而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文化体系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宗法社会结构。

在这一结构中，每个人都需遵循“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秩序。

“孝顺父母”和“对君主的忠诚”成为了最重要的价值观。

以至于有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说法，并进一步扩展到“天下无不是的君王”。

甚至在女性地位低下的时代，还出现了“天下无不是的丈夫”的论调。

比如为董永还债的织女和帮着郭巨埋儿子的媳妇。

孝道的本质最初是温和且合理的。

它原本强调的是：

父母与子女之间慈爱与孝顺的相互回应，是用我们的爱去回报父母的爱。

那么，当父母不慈爱时，子女又该如何应对呢？

人民日报曾给出了答案：

最好的孝顺，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战国时期的儒学大家荀子也曾有这样的论述：

“在家里孝顺父母，出门后尊敬兄长，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对上恭敬顺从，对下宽厚笃实，这是做人的中等境界。

而遵从道义而不盲从君王，遵从正义而不盲从父亲，这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初始的儒家，强调的是对普遍真理和道德原则的坚守。

如果君王，父母的命令与道义相悖，也应坚守道义。

随着时代的更迭，我们正逐渐从封建孝道文化的束缚中觉醒，开始深刻反思其与现代社会的契合度。

在封建社会中，孝道观念往往将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和孝顺视为天经地义。

但这种单向度的要求，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已显得格格不入。

想象一下，当儿女犯错时，迎接他们的往往是责打与责骂；

而当父母犯错，却要求儿女不得有丝毫的反驳或违抗。

这样的互动模式，无疑只会让家庭关系产生无法愈合的裂痕。

孝文化要真正发挥其促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的作用，就必须回归其原始的“爱”之本质。

在家庭中，父母若能给予子女充分的关爱与支持，尊重他们的个性与选择；

那么子女也定会在尊重父母的基础上，竭尽所能去回馈父母的养育之恩。

爱，是一种双向的情感流动。

它不仅仅是子女对父母的孝顺与尊敬，更是父母对子女的深情关爱与细心呵护。

只有建立起这种基于平等、尊重与理解的家庭关系。

 

才能让家庭充满温馨与和谐，成为我们心灵的避风港。

来源：十点读书（ID：duhaos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