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诗酒长江里的千年对酌

长江之子：他们与他们的长江

我生在楚地、长在楚地，是长江养大的湖北人。

九曲回肠的江水，在荆楚大地上冲积出丰饶的平原，滋养了世代生息于此的人们，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氛围，孕育出瑰丽奇绝、狂放不羁的荆楚文化。从庄子的《逍遥游》到屈原的《离骚》，无不呈现一种汪洋恣肆的想象与激情，与北方中原文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质，而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样式，恰好根源于中华文明的两个重要源头——长江与黄河。

从历史发展来看，黄河流域作为更早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奠定了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底色，产生了《诗经》《论语》《孟子》等经典作品，是克己复礼、修身齐家的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而长江流域则奔涌着道家的浪漫，“惟楚有材”，老子、庄子、屈原的思想及文化风格都与巫风楚韵息息相关。两条母亲河，两种文明交相辉映，中国人常言的“儒道互补”，其实一方面正好诠释了多元文化的共生，另一方面也淬炼出多元民族的融合智慧。

我们常说，人杰地灵，最关键的在于水，水脉载文脉。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之后，经济与文化的重心逐渐南移，长江流域充沛的雨水和发达的水运交通，促进了民生富庶，文教勃兴。到唐宋以后，长江流域人才辈出，江畔引无数诗人驻足，江水既滋养两岸生灵，也激荡出代代文思。

长江以诗留名，诗人以江传世。自小在江边长大，若要问我如何形容眼里的长江，最先跳出来的，就是李白在《渡荆门送别》中的那句，“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过了三峡，长江进入中游段后，豁然开朗，江面更为辽阔，长江的浩瀚全在这两句里了。

这是我最熟悉的一段长江，但是，晚年寓居夔州的杜甫，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夔州在当今重庆奉节，重阳登高远眺之时，诗圣写下的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道出了长江上游的湍急水势，壮阔雄浑。同样，到了下游段，文人墨客们笔下的长江，美得又不相同。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一辈子留诗不多的张若虚，以这首《春江花月夜》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江”即长江，在江南诗人的笔下，缱绻的江水和相思离愁一样，呈现出缠绵婉转之致，这是在黄河流域很难见到的景象，所以我觉得北方的朋友可能会更喜欢这首诗，尤其到最后这句，“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这完全是长江养育出来的儿女对长江最美好的礼赞。

张若虚这首诗之所以好，不仅在于语言清丽，摈弃了宫体诗的浓艳，既大气又细腻，更在于它生动地写出了对生命的珍惜，对宇宙无穷的喟叹。“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人类一代代更迭消亡，循环往复，江山是无限的，江月是永恒的，但也正是因为人生有穷，所以生命才更值得被热爱。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奔腾不息的江水承载着张若虚的柔肠、李白的豪情、杜甫的忧思，也沉淀了更多诗人临江骋怀、各抒胸臆的诗情。长江以其无垠的胸怀与变幻的姿态，成就了笔下气象万千、各美其美的瑰丽诗篇，构建起一江文脉里的丰盛美学维度。

“李白一斗诗百篇”，讲酒兴与诗情相伴相随，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酒刚入肠便诗情万丈，李白自己也曾自豪地夸耀诗才，但更多的还是炫耀酒量，“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光听就是豪情万丈。李白在酒后无拘无束，放纵不羁，常在“长安市上酒家眠”。最后两句真是形神兼备，既是醉态，也是心态，更属人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虽未必实有其事，但肯定实有其人，符合他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骨，四句将李白桀骜不驯的狂气、一斗诗百篇的才气、蔑视王侯的骨气，表现得活灵活现。我们常说杜甫的风格是沉郁顿挫，实际上，在放纵和疏狂上，年轻时的杜甫也是“当仁不让”的。杜甫有一首诗，叫《壮游》，里面写自己“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天宝三载，他与自己的偶像李白一起找仙人、采仙草、炼仙丹，日子过得相当潇洒，他形容那段时光是“痛饮狂歌空度日”。可见和李白一样，杜甫也是爱酒之人，两人算是“酒逢对手”。

杜甫晚年离开成都、乘舟沿长江东行时，曾到达过戎州，当时的戎州刺史杨史君曾在东楼设宴，以当地的名酒“重碧春”款待他。戎州就是今天的宜宾，古往今来，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优质的水土资源，宜宾一直以盛产名酒著称，当代名酒五粮液的多粮酿造工艺，在唐代就已有雏形。

不同于在成都草堂里只能喝“旧醅”的酸苦，采用多种粮食酿制的“重碧春”色泽清亮，酒香醇厚，引得杜甫诗兴大发，挥毫写下《宴戎州杨使君东楼》。其中“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两句，不仅对偶工整，描写也生动细腻，一个“拈”，一个“擘”，碧绿色的酒，淡红色的荔枝，写得特别美，说明杜甫直到老了都对酒有着很大的兴趣。

盛唐诗人的酒兴诗情在李杜二人这里，到达了鼎盛。自古以来，江与酒，一直是诗人创作的两大母题。归根结底，这些伟大的诗人，往往都有强大的生命力。人的生命力越旺盛，他的欲望就越多，他的抱负就越大，他的眼界也就越高，因而他的痛苦可能越深，他的失望可能越惨，这使他的精神世界长期处于冲动—亢奋—希望—沮丧等等骚动紧张的状态。饮酒，能够解决他们的压力，能够释放他们的才气，使他们充满了创造力。

而这一点，在东晋诗人陶渊明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

陶渊明是自屈原以后，长江流域出现的另一位伟大的诗人。

与杜甫的“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不同，陶渊明是高兴了要喝酒，痛苦了也要喝酒。他现存一百四十二篇诗文中，有近六十篇直接或间接涉及饮酒，难怪后世流传着“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的夸张说法。

自称“性嗜酒”的陶渊明，把酒抬高到了和自己生命同等的地位，生前他以“家贫不能常得”酒而遗憾，还断言自己死后也会因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而抱恨。梁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里，为他的嗜酒做了开脱，说，“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意思就是，酒只是陶渊明手中的工具或手段，他饮酒并不在于酒本身，而是借饮酒以达到其他目的。

酒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作用。魏晋好酒者不乏渊明一人，竹林七贤个个都“肆意酣畅”，而他们的沉醉大多源于时代的苦闷和对人生的迷惘。但纵观陶渊明的人生和诗词作品，我们会发现，他一生出仕四次，每次都很痛苦，这种痛苦不是因为什么政治风险或者郁郁不得志，而是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的爱好、他的本性，就无法适应世俗社会，他的天性是爱丘山、爱田园、爱自然。

陶渊明在给外祖父孟嘉作传时曾顺便讨论过“酒有何好”的问题，借孟嘉之口答曰：“渐进自然。”这与其说是写外祖父，毋宁说是他写了自己对酒独到而深刻的体验。什么叫“自然”呢？道家哲学中，“自然”就是“真”的，“渐近自然”，就是达到了自然、达到了“真”的状态。

在其最著名的一首诗《饮酒·其五》中，陶渊明对“真”也做出了诠释。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前两句他写自己于东篱采菊，一抬头看到远处夕阳下的南山。“我的妈呀，夕阳中的南山太美了。”他看南山，看呆了，南山看他，也看呆了。这里其实指的是一种审美的沉醉，写的是物我两忘、猝然的相遇、人与天地的和谐。“山气日夕佳”，就是南山在他眼里的样子，而飞鸟是“相与”还，“相与”就是成群结队，非常和谐地飞回鸟巢里去，这两句其实写的是天地本身的和谐。

“南山”就是“庐山”，这是一首典型的长江流域的诗歌，充满着道家的哲思。“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里的“真意”不是逻辑上的“真”，或者认识论上的“真”，而是一种生命境界上的“本真”。只见南山耸秀，秋菊迎风，山岚飘拂，夕鸟飞还，天地同流，万物归一。“辩”来自《齐物论》，庄子讲得很深刻，提到“大辩忘言”，最高的“辩”就是无言，“忘言”就是无言，因为如果用语言去“辩”了。比如当你说出“庐山我爱你”的时候，山就是山，我就是我，主客体也就分离了。

在这首诗里，陶渊明讲的“真”，就是他对日常生活、对人生的一种高度审美，没有功利、没有你争我斗，一切都重新回到了天地，回到了自然。也正因如此，陶渊明在酣饮之际，不知不觉中，人与天、物与我、瞬间与永恒浑然一体，即已“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也自然对人生、对社会、对天地有一种透悟，正是这种体验和透悟带来诗性，将陶渊明晦暗的人生引入澄明，达到与宇宙同为一体的和美之境。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古代的诗人当中，写饮酒写得最有深度的，当数陶渊明。在中国古代的诗人中间，能够真正调和内心世界的痛苦、焦虑、紧张、矛盾冲突，最后走向高度和谐宁静的，也唯有陶渊明而已。

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陶渊明具有至高地位。

大学者、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评价陶渊明：“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现代著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也认为，能与陶渊明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但要说历史上陶渊明的“头号粉丝”，那就非苏轼莫属。

我们可以说，苏轼是陶渊明诗文艺术真正的发现者。尽管在其之前，陶渊明的作品已经慢慢得到重视，但是认为“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的，苏轼是第一人。苏轼对魏晋风度一直心神向往，为自己“半生出仕”而“深愧渊明”，到老来还感叹道：“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自认不及陶渊明超脱。

苏轼爱陶渊明到什么程度呢？谪居海南时，他的身边仍带有陶集。陶渊明留存于世的诗歌较少，他每次都不敢多读，“唯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到后来，他几乎把这些诗歌全部和了一遍，这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

陶渊明可谓是苏轼精神生活中最亲近的伴侣。“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在性情与风趣上，苏轼和陶渊明确实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陶渊明之所以了不起，在于他给中国人开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情感体验，在田园之间找到灵魂寄托，真正地回归到自然，这些都来源于他超旷的人生态度和洒落的生命境界。后来者苏轼，也做到了这种达观。

我们常常说，“人见人爱苏东坡”，是因为我们发现，苏轼总是特别快乐。尽管长期过着贬谪的生活，但是他总能在平凡的日子中怡然自得。苏东坡爱吃且会吃，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刚被贬到黄州，他自嘲“为口忙”，说“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写《猪肉颂》，大谈猪肉的做法和饮食心得。贬到惠州，他便大啖荔枝，用黄酒烤羊蝎子。贬到儋州，他更是日日食蚝，乐此不疲。

和陶渊明一样，苏轼也爱酒。为了饮酒取乐，在黄州期间，他开始尝试自己酿酒，但是他老人家的酒量不大，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下棋不如人，唱曲不如人，吃酒也不如人，所以才有“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我的天呐，醉了就睡，醒了继续喝，就这样，还是爱酒。

这些讲的都是苏轼在黄州的生活。“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对于苏轼而言，既是贬所，又是福地。正是在黄州，他的创作真正地产生了质的飞跃，描写长江的大量作品，都成了千古名篇。

“大江东去，浪淘尽”，“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大家看他把长江的气势，写得多么恢宏，多么壮观。在宋词里面，很少有这样的手笔，也只有博大的胸怀，才能创造这样的大美。一辈子大部分的光阴都是在贬所中度过，早生华发的苏轼，人生中难道没有遗憾吗？但他很快又以旷达之笔，驱走衰飒闲愁，“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还是放眼大江，举酒赏月吧！

这就是苏轼的超脱，尤其是到了中晚年，他在精神上实现了对现实苦难的超越，看透了世事，依然热爱生活，和六百多年前的陶渊明，实现了精神境界上的和美对饮。

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这两位诗国的伟人，一个故乡在长江上游的眉山，一个出生于长江下游的九江，这条万里大江，来来去去，历经多少风流人物。“长江有情起歌声”，江水见证了文脉的延续和诗酒共生的传统，也晕染出长江不同形态的美。

而美的真谛，也正来源于这种参差多态。若世间之美沦为千篇一律的富丽精工，便失却了灵魂。长江只有一条，但是在不同的诗人笔下，气象有雄浑奔放，有宽广通达，也有婉转缠绵。若诗人笔下的长江只剩一种模样，若饮酒的豪情都归于同一腔调，这诗酒的长江，又怎能令人心驰神往？

正是对每一种个性与美的真诚欣赏与包容，这条大江承载的文脉才能如此丰沛和谐。它见证着凌波而去的孤帆远影，也承载着酹酒江月的千古浩叹。这江水映照的，不仅是千古文人的精神对酌，更是中华文明的和而不同、兼容并蓄。而最终，这“各美其美”的万千气象，终将汇入“美美与共”的中华气韵。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一直在追求“和美”归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