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亮：尊重个体差异，课堂教学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

2025-05-15 09:04

按照差异视角常态分布图的原理，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随机招生50人，则不出意外会有天才1人，超常7人，聪明17人。但不要高兴得太早，也会有鲁钝17人，愚笨7人，智力障碍1人。

这是按照我们所说的常态分布图的比例来分布的。

高中和大学不会这样了，因为有考试的筛选，会出现偏态，即左右不对称。

好学校高分学生偏多，很低分数根本进不来，通俗理解为低智商的少了、高智商的多了，称为偏态——而且数据集中趋势偏向右侧，也就是该校均值大于平均值。

否则，如果某校招生低于平均值，数据集中趋势偏向左侧。

这就为难了老师：一节课下来，既要让天才、超常、聪明的学生坐得住，又要把鲁钝、愚笨的学生讲懂，谈何容易？

好比玩跷跷板，当二者分量差不多的时候，支点在正中间是最合适的。

可是，当两侧分量不一致的时候，中间其实并不是最合适的支点。若想能玩得起来，要么重的人往前挪，要么支点向重的一方挪动，否则一定是死局。

大到一个国家的治理，小到一个社区的管理，再小到一节课教学，都必须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毛主席当年的政策更多追求公平，公平优先：推翻了“三座大山”，消灭剥削阶级，人民当家作主、人人平等。

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城市搞集体经济、农村搞人民公社，大家都过着一穷二白的苦日子。

邓小平接过接力棒，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要“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更多是追求效率：效率优先。

而实践证明，任何走极端的“极左”或“极右”都不行。

如果课堂追求所谓的公平，要让“绝大多数”学生会，必须掰开揉碎花大量的时间，才有可能教会那些愚笨的学生（且顾不上智力落后了），牺牲效率。

反过来，如果要赶进度、追求效率，注定了要把那些“差生”甩掉，失去了公平。

于是，课堂必须要平衡进度效率与覆盖面公平的矛盾——让效率和公平都实现最大化。

一堂好课应该是使绝大多数学生能在规定时间内参与教学、掌握规定教学内容的教学，不但尽可能多地完成教学任务，还要让尽可能多的学生掌握内容。

可是，教学内容最大化和掌握人数最大化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其实，好课就是教学内容与掌握人数的一场博弈：

如果想实现教学内容最大化，就是一堂课想传授更多的内容，这就意味着教学过程的高速度和高效能。

要实现这一目标，注定了这堂课不得不甩掉那些“学习缓慢者”，最终导致掌握人数少，课堂不可能有效。

反之，如果追求掌握人数最大化，贯彻落实“面向全体学生”，这就注定了教学过程必然细化和慢化，最终教学内容少，课堂不可能有效。

也就是说，课堂教学只关注优秀学生、追求教学内容最大化（效率）不对，而只关注差生、追求掌握人数（公平）也不对。

课堂教学必须尽量面对更多的学生，这就提出了“一堂课究竟把多少学生讲明白了就往下走”的问题。

落实到常态分布图上，就是以哪个标准差的人为中心的问题。

心理学研究表明，课堂的集体教学聚焦某个标准差的人，只能兼顾相邻的两方，其他的不可能顾及——教学模式的选择。

这就有了精英模式、快进模式、滞后模式和补差模式。

老师选择的模式不同，教学中的轻松与累以及教学效果的好与坏，都被其决定。

课堂教学模式（随机招来的50人）

例如，195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多”是指经济建设中的产值产量；“快”是指经济发展速度；“好”是指经济发展的质；“省”是指经济发展的成本和效益。

“多快好省”体现了经济发展中质和量、速度和效益的统一。

这对教育提出的要求就是必须快出人才、出好人才。

毛主席在1964年的春节座谈会和“三一〇指示”中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题目出得很古怪，考试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学生，害死人，要改。

后来毛主席又提出“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课程太多，教学方法又很多是不好的，考试方法也有很多是不好的。”毛主席认为，读死书就会走向反面，就使教育发展偏离正常的轨道。

后来，毛主席在“七三指示”明确提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1968年7月22日，毛主席提出了一项划时代的教育改革——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毛主席还指示：“学制缩短以后，学生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也就是教育定位在培养“劳动者”，通过缩短学制、调整教学内容，使教育与工农兵结合，把人迅速筛选。不是所有人都是“读书料”，更多的还是要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中小学学制从“六三三”改为“五二二”（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

我是1966年出生的，所以我所经历的教育都是筛选教育：

六十年代小学升初中，要筛选；七十年代末初二升初三要筛掉60%；八十年代初时初三升高中，一个班也就几个人能上得了高中。

高中后再上大学，需要先预考，刷掉一半学生，剩下的一半学生会代表学校参加高考，这样升学率才显得高。其实普通的高中，每个班也就几个人能考上。

所以，那个时候每个老师的定位都在为升学服务，为尖子学生服务，故而教学模式必须是精英模式——基于超常的7人，带上聪明的17人加上天才的那1人，足够了。最后升学的时候是各科优秀的交集。

1986年，国家普及《义务教育法》了。这就意味着课堂教学要面向所有的学生，一个也不能少，怎么能筛选呢？！

当时国家教委某副主任说，义务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提出了“素质教育”的概念。

全国教育迅速转型为了“差生被偏爱、中等生跟着带、优等生自由自在”的补差模式。

但很快发现不对劲，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成了聪明孩子陪笨蛋读书。于是赶紧纠偏，只能在快进模式和滞后模式中二选一。

倘若选快进模式，就是以17个聪明的学生为基点。老师把他们讲明白了，那7个超常、17个鲁钝的，也跟着带明白了。那个天才的不用教就会了。

50人的班把42人（1+17+17+7=42）弄懂了，也就是把84%的学生讲懂了，就可以往后推进新内容了。

因为是快进，快进模式只需要20-25分钟就能教完。而一节课是40-45分钟，所以剩下的时间，老师会在刚才的集体教学基础之上，再进行小组教学和个别辅导——对天才学生进行个别指导、对7个愚笨和1个智力障碍的进行小组教学。

到了下课的时候，那7个愚笨的基本被倒腾明白了，那1个智力障碍的还是不明白，弄懂率98%。

倘若选滞后模式，就是以17个鲁钝的学生为基点，兼顾17个聪明和7个愚笨的。17+17+7=41，为了保证7个愚笨的也要会，这样的课堂上，就需要从头讲到尾，老师一直累。

到了下课的时候，那1个智力障碍的，还是不明白，弄懂率也是98%。

但是1个天才和7个超常的学生早已经会了，老师却还在讲。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们选择自己玩，给足教师面子，倒也还好。怕就怕他们课堂上拉别人一起玩，这样整个课堂注定乱糟糟。

焦点在无论哪个模式都教不会的那个智力障碍的孩子怎么办？

曾几何时，“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喧嚣尘上，被异化为对教师的单向苛责。其实，学生成长受遗传、家庭、社会等多维度影响，教师仅是其中一环，怎么就要承担全部责任了呢？

好多老师遇到“教不会”的学生，往往只在自身教学方法方面找原因。

有老师觉得：我教不会你，班上那些聪明的学生还教不会你吗？于是搞“传帮带”“结对子”“手拉手”，最后收效甚微。

于是让家长找家教、上补习班——把以学生为中心的每一个人都折腾一个遍……还是没教会，直到自我怀疑，再发展到自我否定甚至职业倦怠。

其实那个孩子真的并非普通教师能教会的，他是属于特殊教育的范畴。

特殊教育是个专业，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三年博士，普通教师都能教会，国家还要设这个特殊教育专业干什么？

做人要厚道，做老师更要厚道，要留口饭给特殊教育工作者。

为了公平与效率的平衡，课堂教学只能选择快进模式——抓主流、抓大放小，把84%左右的学生讲明白就推进新内容。

集体教学、小组教学、个别指导相结合，对智力障碍的学生随班就坐，强调参与过程的融合就行了，课堂上不强求学会，课后由资源教室和特教老师再个别化训练。

学生不被折磨、家长不被羞辱、同学不被连累、老师自己不挣扎——基于差异、正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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