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程龙：X光、科学殉道士及其他

晚年的爱迪生饱受牙病之苦，医生初步判断，是常见的牙龈脓肿，只要用X光做进一步的检查，就可以确诊病因并拿出治疗方案。听到“X光”这个词儿，爱迪生大惊失色，惶恐地答道：“别跟我提X光，我害怕它。如果是牙龈脓肿的话，把牙拔掉就好，不要用X光。”医生们感到很奇怪，一生与科学打交道的大发明家竟然显得如此无知，对科学如此抗拒。

爱迪生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三十多年前，他和助手克拉伦斯·达力（Clarence Dally）研究X光时，眼前的几位牙医还是不懂事的小孩子。达力死于X光过度照射而导致的癌症，即使双臂截肢也未能保住性命，临死前的惨状爱迪生历历在目。发现X光的伦琴同样死于过度接触放射性物质，而健康正在逐渐恶化的居里夫人似乎也难逃这一宿命。这一切让爱迪生相信，包括X光在内的所有放射性物质，不是科学，而是死神。但另一方面，X光又是对抗死神的法宝。不要说从其发明之日到今天，就是到爱迪生晚年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问世三十多年的X光也已经挽救了不计其数的生命。它不但不是死神，而是连死神都害怕的利器。

普罗米修斯把火种从天界盗取到人间，因此受到天神的责罚，但火带来的温暖和光明永远留在了人间。如果把X光比作火，那么发现和使用它来造福人类的科学家们便是普罗米修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推动着医疗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尼克尔·罗伯代尔的新书《X光》讲述了这些普罗米修斯们的故事。《X光》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医疗史，它没有过多的医学和科技术语，而是介绍关涉X光的历史事件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和心理影响。罗伯代尔善于叙事，看起来略显枯燥的X光，却能把政治人物、刺杀事件、流行文化、战争、艺术、医疗、考古和科技统统联系起来，变成一个个生动有趣又耐人寻味的故事。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八日，德国物理学家威廉·伦琴在家中的实验室里摆弄两头带有正负极电子的真空玻璃管，无意中发现了一种带有穿透力的射线。无论是厚达千页的书还是充满杂物的木箱，都挡不住它在幕布上投下阴影，而那阴影甚至能显示出箱内杂物的轮廓。一个多月后，一天伦琴的妻子安娜·伯莎走进实验室为他送饭。伦琴让妻子把手放在玻璃管与幕布之间，十五分钟曝光后，幕布上显现出伯莎手骨的形状，手指上的戒指变成一个轮廓清晰的黑影。

一八九六年一月一日，伦琴为全世界奉上了新年贺礼。他以《论新型射线》为题在《物理医学学报》上公布了自己的最新发现，报告里附上了妻子的手骨影像，还详细说明了制作真空玻璃管和正负电极的材料和方法。伦琴既没有申请专利，也不打算保密，而是第一时间无私地分享了所有成果。他还谦虚地承认，自己其实并不清楚所发现的射线到底是什么，并为之取了一个神秘的名字：“X光”。

伦琴拍摄的妻子安娜的手骨影像，手指关节处凸显的黑影为戒指的轮廓（来源：wikimedia.org）

一六三七年，法国数学家笛卡尔第一次用“X”来表示未知数。从此以后，“X”就成了一个特殊的符号，其含义因语境而变化。提起“X-Men”和“X档案”，人们想到的是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和未知的答案；化学药品瓶子上交叉成“X”的两根骨头并配以骷髅，则代表着危险和死亡；同样的标志被德国纳粹解读为奉献和牺牲生命；X级和“XXX”意味着色情和诱惑；教师们用“X”指出作业本上的错误；律师们用“X”提醒客户签字确认文件上的重要内容。无论哪种含义，“X”总是令人侧目。伦琴无法预见“X光”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对于它的潜在危险也浑然不觉，但他为“X光”所起的名字恰到好处。这束光，有着超自然的力量，蒙着神秘未知的面纱；它也暗藏杀机，会带来死亡，但没有人可以抗拒它的诱惑，人们拜倒在它脚下——“X”是“X光”最恰当的名字。

在伦琴公布研究报告四天之后，爱迪生和他的助手达力便仿制了一台X光机。在一八九六年当年于纽约举行的全美电子博览会上，爱迪生和达力展示了一台即时成像的X光机，只要把手放入其中，幕布上立刻显现出手掌的骨骼。听说可以看见自己的身体内部，体验者蜂拥而至，如此新奇的诱惑谁都无法抗拒。

在西方人眼中，看穿人心的魔力原本只属于上帝；在中国人那里，“隔板猜物”的法术是关于孙大圣的神话。现在，它实实在在地掌握在人类手中。X光突破了视力的局限，让人们向外认识世界和向内认识自我的能力都大大提高。各行各业的人都对X光充满了期待，甚至开始神化X光的功用。

神学家们期待X光可以透过肉体看到灵魂，从而证明神学的可信；提倡禁酒的社会活动家希望X光可以发现人体内因过度饮酒而导致的伤害；伦敦交通管理局要把X光加装在信号灯上，这样灯光就可以穿过茫茫大雾，让人们的出行更加安全；刑侦和谍报部门的想法是，在不打开信封的前提下，用X光阅读折叠信纸上的文字；纽约的一家报纸更是信口雌黄地报道说，在医学院里，X光可以把骨骼影像直接投射进外科学生的大脑中，方便他们快速学习和记忆；还有传言称，爱迪生已经用X光成功帮助盲人患者重见光明。这些幻想虽然都未能实现，但反映出在X光面世的初期，人们对之报以无限的希望。由于对它的性质和功用并不十分了解，社会上也出现了盲目崇拜它、追捧它的现象。

奥地利报纸《新闻报》（Die Presse）于1896年1月5日率先报道了这种新型射线——X光，该报道展现了时人关于X光应用的未来设想与憧憬（来源：artsandculture.google.com）

由于伦琴在公布的报告中附带了妻子手骨的影像，而把手放在X光机前测试投影效果又最为简单易行，它也因此成为与X光相关的最为经典的动作。爱迪生让体验者直视自己的手骨，而他的助手达力则在操作前用X光照射其手臂来调整成像的清晰度。这个经典动作也为X光指明了其医学使用上的前景，医生们立刻使用X光来检查内伤外伤，而一八九八年爆发的美西战争则为X光的医学应用提供了用武之地。X光检查可以快速锁定体内子弹或弹片的位置，从而缩短手术救治的时间；传统上用手指按压伤口部位寻找子弹所带来的痛苦和感染风险也随之大大降低。

一九〇一年，诺贝尔奖正式颁发，奖励有重大意义的科学发现。X光过去五年间在医疗领域的稳定表现以及在战场上挽救大量生命的成就，让伦琴当之无愧地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展现了一如既往的无私，把相当于今天一百万美元的奖金全部捐给了德国自然科学家与医师协会，资助同行们的科学研究。为了向伦琴致敬，德国科学界为“X光”创造了一个德语名字：“伦琴射线”。

美西战争和诺贝尔奖为伦琴加上了荣誉的光环，但他只是X光的发现者，并没有亲自为战场上的伤员们验伤治疗，而“弗里希曼”才是人们口中传唱的用X光救死扶伤的英雄。

伊丽莎白·弗里希曼（Elizabeth Fleischman）一八六七年出生在美国加州一个奥地利犹太家庭。因为家境贫困，她高中没有读完就辍学务工。在没有受过任何物理或医疗教育的情况下，弗里希曼凭着对X光的热情自学操作技术，并在旧金山开设了一家诊所，这也是整个加州第一个X光诊所。弗里希曼在业界享有良好的口碑，她提供的X光影像清晰度极高，深受医生们的欢迎。

一八九八年美国和西班牙开战后，战火很快从古巴延烧到菲律宾。由于菲律宾前线医疗条件简陋，大批美军伤兵被送回旧金山医治。其中很多人经弗里希曼女士的X光检测确定伤情，制定进一步的治疗方案。清晰的X光影像挽救了众多美军伤员的生命，《旧金山时报》发表了对弗里希曼的专访，盛赞她的高超医术和救死扶伤的壮举。

有一名叫小约翰·格莱泽的下士，头部中弹，送回旧金山时已经深度昏迷，医生们认为他必死无疑。可几天之后，格莱泽不但恢复了意识，还可以独立行走，只是右半身不大协调。医生们大为不解，把他送到弗里希曼女士的诊所一查究竟。X光片显示，子弹仍然残留在格莱泽大脑内，但恰好卡在一个没有伤及要害的地方，若是再往前一点儿，格莱泽不是丧命就是瘫痪。战争结束时，弗里希曼女士名声大噪，她手中的X光神器，既可以救人性命，也可以答疑解惑。

弗里希曼女士给小约翰·格莱泽拍摄的X光片，X光片清晰地显示出残留的子弹及其位置（来源：wikimedia.org）

像当时很多X光操作技师一样，弗里希曼也会把自己的手放在X光机前做样本来调试影像的清晰度。没过多久，她便发现自己的手臂开始出现灼痛、红疹等症状。为了保护自己，弗里希曼在操作机器时，戴上橡胶手套并躲在厚厚的玻璃板后面。但这些防护措施无济于事。一九〇四年，即开设诊所八年之后，弗里希曼的右臂因放射物质导致癌变而不得不截肢。

几乎在同一时间，已经双臂截肢的达力因同样的疾病去世。他被认为是因操作X光而殉职的第一人。《纽约时报》称他为“科学的殉道士”。爱迪生在失去了这位得力的助手后，谈X光色变，中止了一切跟放射有关的研究。在与癌症斗争了数月之后，一九〇五年八月，三十八岁的弗里希曼也离开了人世。《旧金山时报》刊发悼文，再次向她致敬。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继美西战争后X光的又一个高光时刻，这次出场的人物是大名鼎鼎、已经获得了物理和化学两项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她把X光操作台置入厢式货车，改装成流动X光车，并亲自驾驶一辆小车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去为法军伤员检查伤情。她还培训了一百五十名女护士，驾驶和操作更多的X光车奔赴前线抢救伤员。由于流动X光车提供了更加及时的战地救治，居里夫人和她的救护队挽救的生命已无法计数。

“一战”期间，居里夫人驾驶着流动X光车（来源：wikimedia.org）

一九二三年，伦琴死于癌症。医生们相信，他的死因与放射线的长时间照射高度相关。一九三四年，六十六岁的居里夫人死于再生障碍性贫血，现代医学已经确认，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是此病的主要诱因之一。

人们对于X光又爱又怕，毫不吝惜对它的溢美之词，但同时也像爱迪生一样，对它的恐惧达到了顶点。在达力和弗里希曼去世之前，X光所导致的各种病症已经引起了人们的警觉。一九〇一年，美国总统麦金莱在纽约州参观“泛美博览会”时遇刺，腹部连中两枪。医生取出了其中一颗子弹，却无法锁定另一颗的位置。在“泛美博览会”上，一台X光机就摆在那里展览，距离抢救麦金莱的现场咫尺之遥。然而，医生们仍然采用传统手指按压伤口的方式来寻找残留的子弹，非但没有找到弹头，还引起了伤口的化脓。几周后，麦金莱总统因感染扩散而去世。有关医生们拒绝使用“X光”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一个版本是，他们害怕X光的潜在危害。

居里夫人去世后，她的尸体被放入特殊的铅制棺材，以防辐射进一步扩散污染。法国国立图书馆同意收藏她的研究遗稿、书信和各类档案，但把它们放进特制的铅皮盒子里保存。任何想要查阅利用这批文献的访客，都要跟图书馆签一份“生死状”，此后或死或病，都与图书馆无干。

罗伯代尔在《X光》一书中，把因发现和研究X光而死于非命的科学家们比作普罗米修斯。这个比喻其实不那么贴切。普罗米修斯明知偷盗天火要面临惩罚，依然我行我素，甘愿受罚。而那些科学的殉道士们并不知X光的潜在危险，无法预见自己的结局，甚至还有像爱迪生那样因恐惧死亡而中途退缩的人，有因害怕X光、拒绝使用它从而导致总统丧命的“庸医”——这恰恰是神话和历史的区别。

1936年，德国汉堡圣乔治医院内竖立了一座纪念碑，以此纪念各国因在医学领域使用放射技术（尤其是X光）而殉职的人士（来源：wikimedia.org）

X光从发现之日起就与死亡密不可分。当伦琴的妻子看到自己的手骨影像时，她惊叫道：我看到了自己死亡的样子！X光会带来死亡，但更多的时候，它会把死亡赶走。有时，人们用它来研究死亡、确认死亡，它也容易让人联想起死亡。在X光面前，死神也无处遁形，死亡的神秘被X光剥得一干二净。

一九二二年，英国考古学家卡特打开了图坦卡蒙的金字塔，随着多位参与发掘的工作人员离奇死亡，坊间开始流传那著名的“死亡诅咒”：凡打扰国王安眠者，必被死神之翼击杀。法老是神，他身后受死神保护，应该敬而远之。但考古学家是绝不信邪的，他们要用X光把法老请下神坛。

首先被放到X光机上“拷问”的，是拉美西斯二世。法国卢浮宫的科学团队发现他患有严重的关节炎、脊椎变形和牙齿磨损，这哪里是什么神？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糟老头儿”而已。自带“死亡诅咒”、让人不寒而栗的图坦卡蒙也紧接着被拉出来“过堂”，埃及考古人员仔细用X光检查了他头骨破碎的情况，甚至得出了他被人从背后“闷头一棒”，惨死于谋杀的结论。尽管这一观点在几十年后被推翻，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图坦卡蒙的X光检查彻底击碎了所谓的“死亡诅咒”。图坦卡蒙不但被打扰了，而且被人“看透”了，保护他的死神早已被X光吓得无影无踪。此后，X光成了埃及学的必备研究工具，在不打开木乃伊的情况下，通过X光来确定内部情况，以双手的位置来判断年代等，都成为普通的做法。

X光不仅可以研究死亡，也可以确认死亡、揭露死亡。相反，想掩盖死亡的人，就要防范躲避X光。希特勒的死亡确认过程持续了半个世纪，也是牵涉X光的一个有趣的历史片段。

在柏林即将被攻克之际，希特勒自杀身亡。按照他的命令，尸体被焚毁。墨索里尼死后被倒挂在广场上任人唾弃，希特勒绝不给任何人这样羞辱他的机会。苏联红军赶到现场时，灰烬中只剩下一块下颌骨。希特勒到底死了没有？下落如何？这是美国和苏联都关心的问题。

美国方面抓住了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莫莱尔，他在一九四四年为希特勒做了X光检查，其中包括头骨和下颌骨的正面影像。苏联方面则擒获了希特勒的两位牙医艾奇曼（Fritz Echtmann）和豪瑟曼（Kaithe Heusermann）。如果美苏两国密切合作，把下颌骨和X光片一比对，再佐以几位医生的证言，希特勒的死亡谜团很容易解开。但斯大林认为，希特勒“不死”，对美苏两国的合作有好处。只要希特勒还活着，还有可能在什么时候东山再起，美国就离不开苏联，就不可能跟苏联彻底撕破脸。这个美苏共同的敌人，活着比死了更有用。

给希特勒做过牙齿手术的艾奇曼绘制了手术后牙齿的大概图形，跟下颌骨上的情况基本吻合。豪瑟曼在检查过实物后，也确认是希特勒的下颌骨无疑。斯大林心里有数，希特勒确实死了，但这个死讯却不能公布，连朱可夫将军也蒙在鼓里，以为希特勒不知所终。要掩盖希特勒的死亡，就绝不能把下颌骨和X光片放在一起，这样就死无对证。剩下的事情，便是封口。艾奇曼和豪瑟曼两位牙医被投入监狱，而为他们当翻译的爱莲娜·泽芙斯卡娅（Elena Rzhevskaya）则被告知，如果她泄露消息，将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一九五四年，泽芙斯卡娅在斯大林死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但出版社删掉了有关希特勒死亡的这一段。

冷战结束后，希特勒死亡的消息已经不是秘密。但随着几位亲历证人的离世，只有用X光片比对下颌骨才能确认，在柏林总理府自尽的人到底是不是希特勒。这项工作直到二〇一七年才最终完成。法国记者布里萨德（Jean-Christophe Brisard）和俄国记者帕什娜（Lana Parshina）得到普京的授权，他们使用俄国档案馆里的下颌骨和文献，对比保存在美国得州的希特勒X光片，最终确认下颌骨与X光片完全一致。他们二人在二〇一八年合作出版了《希特勒之死：写在最后的话》（The Death of Hitler: The Final Word）。这一年，泽芙斯卡娅回忆录的完整英文版也被允许出版，题为《战时译员回忆录：从莫斯科保卫战到希特勒的地堡》（Memoirs of a Wartime Interpreter: From the Battle for Moscow to Hitler's Bunker）。X光和两本迟到的书，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希特勒死亡之谜画上了最终的句号。

左：《希特勒之死：写在最后的话》英文版封面；右：书中使用的希特勒下颔骨照片和X光片（来源：amazon.com）

像X光一样，很多知识和技术都有善恶两面。美国心理学会最近分裂成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心理学家受雇于各大游戏公司和网络平台，利用专业知识开发游戏和视频，让更多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沉迷其中，去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而游戏公司和网络平台则由此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派心理学家则向他们的同行宣战，虽然曾是大学同窗和科研同事，现在却分道扬镳。代表正义的他们正在努力对抗和消除前一派心理学界“败类”们的不良影响，那些人为金钱而折腰、以所学的知识去害人，违背了学习“心理学”的初衷。为此，后一派心理学家们横下一条心，无惧威胁打压，要与庞大的利益链条抗争到底，甚至做好了为心理学而“殉道”的准备。心理学知识无所谓善恶，两派心理学家们的做法究竟孰善孰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法律法规的角色和作用在哪里？制度监管和自由市场如何平衡？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心理学家应该如何促进和引导其认知发展？这些显然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最近，AI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对各行各业的革命性影响，使得对它的期待和追捧不亚于当年人们对X光的痴迷和幻想。毫无疑问，AI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不难预见，好AI和坏AI——或者说，使用AI的好人和坏人——在未来会进行一场大战。在此过程中，会有AI的“科学殉道士”出现吗？所谓“殉道”，大概率不会像爱迪生时代那样去牺牲生命，但若有“牺牲”，又会是什么样的形式呢？X光下科学殉道士们的故事，让人们去思考如何管控AI，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的设立恐怕已迫在眉睫。

（X-ray, Nicole Lobdell,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