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维和：中国人的“学” | 为学四问④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何为“学”有着一整套非常系统和科学的表述。它们也是教育现代化与教育强国建设重要的思想渊源与根脉。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写道：“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这段话将“学”视为入道之基，并用三个词说明了其核心要义，即“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这些关于“学”的论述与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教育的自主知识体系，也是中国教育学的标识性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一般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仿效。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学是一种“仿效”。“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学而第一》），即向他人学习，向优秀的人学习，向榜样学习。所谓“见贤思齐”，就是这个意思。按照朱熹的说法，“夫学也者，以字义言之，则己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谓也。以事理言之，则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谓之学”（《朱子文集》）。

现在的人多以读书为学，而中国传统则更多强调以模仿为学。“学”，并非仅仅是“读书”之意，而更多是“自觉不如而仿效”。《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无友不如己者”，按照文献的解释“不如吾者吾不与处，累我者也；与我齐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大戴礼记》）。又如，“夫高比所以广德也，下比所以狭行也。比于善者也，自进之阶；比于恶者，自退之原也”（《荀子》），讲的也是要不断与优秀的人交往，向他们学习（当然，这种说法也有片面性，优秀的人也应主动与有困难的人或落后的人交往，帮助他们进步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仿效，不仅仅是认识上的仿效，更重要的是行为的仿效。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经把这种仿效比喻为“从游”。他在《大学一解》中说道：“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矣。”

英国思想家C.S.路易斯在批评西方现代教育时指出：“老教育是启发（Initiation），新教育只是规训（Conditioning）；老教育对待学生，像老鸟教小鸟习飞；新教育对待学生，则像养禽者对待幼禽—使得它们如此这般，而对其目的，幼禽一无所知。概言之，老教育是一种繁衍（Propagation）—人之为人（Manhood）代代相传。”历史上辅仁大学校名中的“辅仁”，就取自《论语·颜渊篇》中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显然，这种仿效是中国文化关于“学”的一种非常朴实的认知，具有强烈的实践意味。

二是修身。

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书本或者知识学习，更多是一种道德的实践与修养，因而是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修身。修身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有着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首先，修身乃是为人为事的根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大学》便充分肯定了这一点，“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其中“为己”绝不是自私自利的意思，而是强调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自我提升。它主张通过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和完善自己的人格。这种学习方式更注重内心的修炼和成长，追求的是内在的满足和提升。而所谓的“为人”，则更多是为了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学识和能力，或是为了获取名利等外在利益。这种学习方式往往忽视内心的修炼和成长，更侧重于外在的表现和收获。荀子在《劝学篇》中对这种“学以为己”的思想做了非常形象的解释。他说道：“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此外，荀子还进一步强调“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即把学问当作讨好他人的礼物罢了）。此外，中国历史文献中对此多有阐释。如《太平御览》引《墨子》云：“古之学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学者得一善言，务以悦人。”《后汉书·桓荣传》亦言：“为人者，凭誉以显扬；为己者，因心以会道。”甚至在家训中，这种关于“学”的含义也备受重视，如《颜氏家训·勉学篇》记载：“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孟子在《离娄下》中也认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所以，“今人以求知识为学，古人则以修身为学”（《论语集释·宪问》引）。中国传统文化为何要把“修身”作为“学”之根本呢？对此，南宋大儒陆象山先生有一个极为透彻的解读。他说道：“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今所学果为何事？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是修身。这种“学以为己”的思想并不否定学习和德育的社会责任，而是强调两者的一致性，并且认为这种一致性的基础和出发点是个人的修行与道德修养。在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个人的修行本身具有内在的公共性，其本身就是国家和社会的目的。

其次，作为修身之“学”，并不是高墙之学，也并非学究之功，而是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在《论语·学而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里，孔子非常有趣地建议人们要把自己欣赏美或者漂亮事物的本性转变为欣赏品德高尚与仁义道德的贤人，并且从三个方面向他们看齐：即竭尽全力孝敬父母，全心全意服务君主，对朋友言而有信。虽然其中好像没有提到“学”，但其实这就是“学”。所以，“学”并非仅仅存在于学堂或书斋里，也绝不只是单纯读书、啃书本，而就在日常生活中。由此体现了一种十分重要的道德实践的意义。

三是悟道。

所谓悟道，指的是“学”并非单纯增长知识或者学会某些技能，更重要的是能够体会或领悟其中的道理。这里的“体会”与“领悟”并不只是一种理性的过程，它往往包含了某种直觉，或者说经过长期的积累，对某些事物或现象背后的道理的顿悟与灵感。

前些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主编了一套《当代教育家思想文库》，我也忝列其中。当时，根据编辑的要求，我自己拟定一个题目：《我的教育觉悟》。意料之外，这个书名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其实，我拟定这个书名也是受到中国古人的启示。汉代典籍《白虎通·辟雍篇》中写道“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论语集释·学而第一》引），它反映了一个道理便是“学”的根本是对“道”的领悟。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这里的“思”就是要动脑子的。为此，伊川先生说道“今之学者有三：辞章之学也，训诂之学也，儒者之学也。欲趋道，则舍儒者之学不可”（《近思录·论学》）。由此可见，“学”可不是一种快餐，更不是简单的知识与技能获得，而是一种对人生之道的觉悟。

我曾经有一位忘年交的胡姓朋友，他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先生。因为他的孩子跟我是同学，我经常到他家去玩。他对我有一点偏爱，甚至允许我随便翻阅他的书。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问我平时都读了哪些书，有什么收获和体会？我把我读过的书一一告诉他，并且不无炫耀地显摆其中的知识和故事。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看的是有字之书，可否真正读懂了其中的无字之意？换言之，你理解了书中的文字，可是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书中那些文字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一下子把我问蒙了。他慢慢告诉我，读书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而且要读无字之书，所谓的无字之书，就是文章里面能够承载的道理。先生的指点伴随了我一辈子，这种阅读和学习的方法成为我读书的座右铭。后来，我逐渐明白了中国古人所谓的“文以载道”的道理，也逐渐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与境界为什么能够决定人的认识水平和学问的高度。我也越来越体会到立德树人的内涵。

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随笔》一书中有一篇非常深刻的文章《大人》。何为“大人”？并非指年龄之大，更不是地位之高、权力之显赫，而是精神之大。丰子恺先生在文中引用了后秦高僧僧肇“谈真则逆俗，顺俗则违真”的论述，借此分析俗众难以理解宇宙人生真相的原因。他指出，这是因为世界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太不平衡了：世界辽阔、大自然恢宏、人类历史久远，而人却如此渺小、生命短暂、眼界狭隘、知识有限。因此，个体的人想要认识这个世界，理解和体会积累延续至今的文化与文明，必然面临着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巨大矛盾和内在张力。难以企及伟人之境界，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丰子恺先生笔锋一转指出，有一种人能够超越自身的局限，于无形中将身心放大，以浩劫为须臾，以天地为室庐，达到对整个世界、人生和人类智慧的无限领悟。这种人就是“大人”。这篇文章给人们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启示：“学”绝不是单纯技巧的学习，而是对“道”的领悟，是一种从有限到无限的飞跃，一种从特殊到普遍的升华，更是对个体生命的终极超越。

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学”真的是一门大学问。对此，据汤用彤先生归纳道，“学”大要有以下四种意思：“学者乃造为”“学者效也，乃由教，由外铄”“学者渐进，积累而有成”“学者由于不足”，每一种意涵背后所反映的思想基点不同，但对于“学”而言，彼此之间的意思其实是互相联通的（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这些关于“学”的分析与论述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基础，也构成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与文化资源。